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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望道: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傳播者、堅守者與實踐者

發布日期: 2019-04-01 來源: 金華日報 字號:[ ]

  2018年11月28日,我心懷進一步去認識陳望道的念想,前往復旦大學拜訪陳望道之子復旦大學教授陳振新先生和其夫人朱玉良女士,有幸與“陳老”進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談,并在陳振新、朱玉良兩位陪同下參觀了位于上海市國福路51號的“陳望道紀念館”。此行使我對陳振新和復旦大學師生眼中的“望老”有了深入的認識,心中的一些謎團也逐步打開,深切地感受到:陳望道不僅是一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者,也是一名無比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堅守者和實踐者。

  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傳播者,首譯《共產黨宣言》全文

  陳望道(1891—1977),原名參一,后改名為“望道”,以表達其“一生追求真理尋找希望大道”的志向。陳望道是早期中國共產黨組織的發起人之一,是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學術大師、教育家和我國“修辭學”“新聞學”的奠基者,堪稱“千秋巨筆,一代宗師”。他給后人留下的最寶貴財富無疑是首譯《共產黨宣言》全文和中國修辭學的經典之作《修辭學發凡》。

  首譯《共產黨宣言》的歷史重任為什么會落到他的身上?是機緣巧合,還是有其他原因?近代中國社會,在民族資本主義得到一定發展、中華民族內憂外患的背景下,救亡圖存成為那個時代的主題,一批先進知識分子開始嘗試轉向西方尋求救國之道。特別是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讓先進知識分子們從中看到了一絲曙光。五四運動以后,一批馬克思主義學說譯文陸續被介紹到中國,李大釗、梁啟超、張聞天、朱執信等均翻譯過《共產黨宣言》的片斷,但沒有一個是完整的。翻譯《共產黨宣言》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需要滿足三個條件:相信馬克思主義,至少精通英、德、日文中的一種語言,具有扎實的語言文字功底。陳望道恰恰具備這三個條件,尤其重要的是,他信仰馬克思主義。

  少年時的陳望道,即懷有強國興邦富民的志向,為了實現這一志向,先是勇敢地走出山村到義烏、金華、杭州等地求學,并聯合幾個有志青年在村里辦學校、搞教育,進行掃盲,探求“教育救國”之路。面對當時久病成疴、積重難返的中國,他知道僅靠教育是難以救國的,于是,他將李白《將進酒》中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兩句詩抄錄了貼在墻上,并說,自己以后愿做一個無產者,軟磨硬泡地求得了父親陳君元的同意,認為“不能把孩子鎖在身邊”的開明父親,不惜變賣了一大半家產,讓少年陳望道踏上了東赴日本求學之路,尋求“實業救國”“法科救國”之道。

  留日4年,在與日本早期共產主義活動家河上肇、山川均等的交往中,接觸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知識,在各種思潮、學說充斥下的社會環境中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認識到單純實業并不能救國,還必須進行社會變革,從而奠定了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基礎。“五四”運動爆發之后,陳望道立即回國投身到火熱的“新文化”運動中,受聘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任教,大力提倡白話文,改革語文教學,成為“一師風潮”中的“四大金剛”之首,受到舊勢力集團的打壓和威脅,后不得不離開學校回到老家。“一師風潮”使陳望道進一步認識到“不進行制度的根本變革,一切改良措施都是勞而無益的”“所謂除舊布新不是不推自倒、不招自來的輕而易舉的事情”,此時的陳望道內心已經深深地埋下了革命的種子,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已經基本確立。

  恰好這個時候,蓬勃發展的革命形勢急切需要中文版的《共產黨宣言》全文,陳望道被歷史推上了前臺,受戴季陶之托,帶著李大釗給的英文版和戴季陶給的日文版《共產黨宣言》,于1920年早春回到義烏老家分水塘,開始了翻譯《共產黨宣言》這一偉大而又艱巨的工程,花了“比平時多5倍的工夫”于1920年4月底完成了這一歷史性的任務,“從柴屋里捧出了一輪太陽”。

  《共產黨宣言》全文翻譯之歷史重任之所以落到陳望道身上,既是歷史的選擇,也是陳望道個人的主動選擇。新中國成立后的一次外賓接待中,外國記者問他:當時民主社會主義、改良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等各種思潮盛行,你為什么會接受翻譯《共產黨宣言》的任務?他回答說“因為我相信馬克思主義”。

  在共產國際幫助下,我國第一個單行本的漢譯《共產黨宣言》于當年8月面世了,首版1000冊立刻被搶購一空,到1926年底,就重印了17次,“北閥戰爭”期間被作為革命軍的必讀教材人手一冊隨身攜帶。

  《共產黨宣言》中譯本的面世是中國共產黨成長史、中國革命發展史上的一個標志性事件,它加速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培養了一大批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和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好了思想上和理論上的準備。

  毛澤東曾在延安窯洞里對美國記者斯諾說:對我一生影響最大的有三本書,分別是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考茨基的《階級斗爭》,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共產黨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問題,我就翻閱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周恩來在1949年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上當著代表們的面對陳望道說“陳望道先生,我們都是您教育出來的”;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談話時也說“我的入門老師是《共產黨宣言》和《共產主義ABC》”。可以說,正是因為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才使一大批先進分子進一步了解了馬克思主義,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今天,《共產黨宣言》面世已經170年了,真理的光芒永在,信仰的味道依然很濃很濃,因為,那是中國共產黨人信仰的源頭,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所在。2012年11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專門對在場的中常委們說了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時,因為太投入而把墨水當糖水喝,滿嘴沾滿黑墨水,還對母親說“可甜了可甜了”的故事。之后,習近平總書記又多次強調信仰的味道、真理的力量。

  一度離開黨組織,造成巨大遺憾

  在陳望道的人生經歷中,一度離開黨組織,既是一個謎團,也是陳望道個人乃至我們黨的一個巨大遺憾。

  陳望道是中國共產黨重要的發起人之一。1920年5月,陳望道帶著《共產黨宣言》譯文前往上海尋求出版,先是應戴季陶之請任“星期評論”編輯,后又應陳獨秀之邀任“新青年”編輯,同時任“勞動界”“共產黨”刊物的編輯,一邊編輯刊出大量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一邊參與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創建。同年6月,他參與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創建,8月,他與陳獨秀、俞秀松、李漢峻、施存統、陳公培等一道,建立了“共產主義小組”(對內稱共產黨),積極從事中國共產黨和中共“一大”的籌建,并擔任了三個月的“勞動部長”;年底,陳獨秀去廣州后,他還擔任代理書記。其間,陳望道還參與了“上海青年學校”和“平民女校”的創建和教學工作,并積極組織上海工人運動,參與了郵電工會、紡織工會、印刷工會、機器工會的組建,促進了上海工人運動的開展和工人階級的覺醒。

  陳望道是中共“一大”上海地區的代表之一。黨的“一大”后,被推選為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的第一任書記。但是,他沒有參加中共“一大”,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目前的學界研究尚無一個準確的定論,我們只能根據已經公開的史料作些分析。當時,陳望道協助李漢峻分管共產主義小組的經費,共產主義小組的經費主要來自于“共產國際”的資助和陳望道等小組成員創作、翻譯所得稿費的自愿捐助,本就非常緊張,而陳獨秀在審批時比較隨意,導致出現了“超支”情況。李漢峻、陳望道為此提醒陳獨秀審批時注意“量入為出”,不要隨意批,陳獨秀很不高興,說“我是書記,我說了算”,還不負責任地在黨內發信函稱陳望道主謀“挑戰他的權威”“想奪權”,不知情的黨內其他同志因此與陳望道、李漢峻之間產生了激烈的言辭和情緒對立,嚴重損害了陳望道的人格和個人形象,連陳望道的學生施存統也從日本來信指責陳望道。眼里容不得任何沙子、嫉惡如仇的陳望道如何受得了這個冤枉氣?他要求陳獨秀道歉,而陳獨秀拒絕了。更讓陳望道難以容忍的是,后來,陳獨秀還派人去查賬,這讓陳望道十分氣憤。

  在之后的日子里,由于個人性格差異、處事風格不同等原因,特別是陳獨秀嚴重的家長制作風,使得陳望道與陳獨秀之間的誤會不斷加深、矛盾趨于激化,年輕氣盛的陳望道一氣之下在1923年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第六次會議后,提出離開當時的“黨中央機關”,遺憾由此發生。茅盾受命去做陳望道的工作,陳望道說:“你和我多年的交情,你知道我的為人。我既反對陳獨秀家長制作風而要離開黨組織,現在陳獨秀的家長制作風依然如故,我又如何取消這個決定?”

  馬克思主義的堅守者,被稱為“不是布爾什維克的布爾什維克”

  由于各種原因,陳望道曾一度離開了黨組織,他的初心始終未變過,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始終沒有動搖過,無論何時、不論身處何境,都以他特有的方式忠誠地為黨工作,被稱為“不是布爾什維克的布爾什維克”。正如他對當時前往勸說的茅盾先生所說的“信仰共產主義終身不變,愿為共產主義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雖然離開了黨組織,但只要是黨的工作,一定盡力去做”“我在黨外為黨效勞,也許比黨內更方便”。

  他襟胸坦蕩、心懷大局、無私無畏。1923年的秋天,他收到地下黨交給他的一張署名“知名”的字條,字條上寫著“上大請你去組織,你要什么同志請開出來,請你組織”,他一看就知道這是陳獨秀的筆跡,盡管他對陳獨秀有意見,但仍然服從黨的事業需要去主持“上海大學”工作,上海大學為我黨培養了劉少奇、丁玲等一批先進戰士。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陷入低潮,他又受地下黨指派,前往地下黨創辦的“中華藝術大學”任校長。他有勇有謀、講究斗爭策略,其間,創辦了“大江書鋪”出版革命書籍,創辦“太白”雜志,編發革命文章;積極主動地協助成立了“左翼作家聯盟”,“中華藝術大學”成為上世紀30年代中國進步作家的大本營和“新文化”運動的中心。1934年,他組建了“文化別動隊”,與胡適、張東蓀為代表的文化復古主義針鋒相對作斗爭,并一手倡導了“大眾語”運動。他認為“語言乃一國之本”,事關社會進步、民眾思想的解放,因此,他力圖通過“大眾說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寫得順手的語言”來開啟民智、推動社會進步。可以說,語言既是陳望道學術研究最重要的領域,也是他踐行初心、進行革命的重要陣地和武器,他一輩子與語言有緣有情。

  上海淪為孤島后,他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以他的講臺為陣地,拿手中的筆為匕首,以文化為武器,站在抵抗日本侵略特殊戰線的最前沿,與魯迅、葉圣陶等組建了“上海文化界抗日聯誼會”并擔任秘書長。針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文化殖民主義,發起了“拉丁化語言運動”,大力推廣漢語拼音,提高人們使用白話文的水平,并發表了一系列“科普小品”,著力提升民眾的科學素養,推動語文教學的中國化和語言研究的功能化。1940年復旦大學搬到重慶后,他根據地下黨指示出任復旦大學“訓導長”這一被看作“國民黨職務”的職位,為了黨的事業,他委屈求全。在重慶期間,他創辦了我國的第一個“新聞館”,“新聞館”里可以傳閱革命書刊、收聽延安的廣播,被稱為“夏壩的延安”。解放戰爭期間,他參與組建了“上海大學教育工作者聯誼會”并任主席,大力推動“反內戰,反壓迫,反饑餓”運動,積極營救被國民黨逮捕的進步作家和進步學生,為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特殊的貢獻。

  在離開黨組織的那段歲月里,陳望道始終以黨的事業為重,為民族的獨立、人民的解放、革命的勝利,無私地貢獻著自己的一切,雖表面上不是“布爾什維克”,但他的信仰、他的思想和行動是一個真正的“布爾什維克”。

  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實踐者,被毛澤東主席特批“什么時候想回到黨內,就什么時候回來”

  陳望道實事求是、勇于創新、勤于學問、誠于教育,是“又紅又專”的馬克思主義教育觀的最早實踐者。陳望道本質上是一個書生,書生報效祖國、為黨工作、為人民服務,可以有多種舞臺和方式。他說:“我是偶像崇拜者,人類便是我的偶像”,對他而言,語言、教育無疑是他為黨工作、服務人民的最合適、最寬廣、最能發揮作用的舞臺,他說:“唯教育事業是萬古長青的。”

  陳望道是千秋巨筆,一代宗師,不僅因為《修辭學發凡》而成為我國修辭學的奠基者和“泰斗”,而且在哲學、美學、因明學(邏輯學)、新聞學、教育學等諸多領域都頗有學術成就,著有《作文法講義》《美學概論》《因明學》《文法簡論》等學術經典,他還是《辭海》的總主編和“科普小品”“普通話”的大力倡導者。尤為難能可貴的是,他“不為學術而學術”,而是自覺地把學術研究作為黨的事業來追求,堅持用馬克思主義思想來指導教育和學術研究。

  陳望道自上世紀20年代初就開始在復旦大學工作,早在1949年,陳望道即已主持復旦大學的全面工作,直到1952年9月,德高望重的陳望道正式被毛澤東主席任命為復旦大學校長,由此開始了長達25年的復旦大學校長生涯,為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牢記黨賦予他的使命,“努力把它辦成人民需要的新中國的高等學府”;他認為“高等學校的責任,在于培養高級建設人才”,要使學生“從非專家進來,變成專家出去”。而為了實現這樣的教育目標,他以一個革命者的政治自覺,堅持把黨的領導和馬克思主義貫穿到辦學的始終。復旦大學是全國最早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務委員會負責制的,而這是陳望道提議的。他在1952年復旦大學秋季開學時的長篇演講中說:“馬克思主義就是一種科學,是一切科學的科學,一切工作的科學,對于一切科學、一切工作都具有指導作用,它能幫助我們高瞻遠矚、勇往直前,能夠讓我們正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他十分強調馬克思主義群眾觀,“領導干部必須注意改進工作方法,而改進工作方法的關鍵就是深入基層去切切實實解決一些問題”。他秉持“教學與科研兩手抓”的理念,說“一個學校不發展科學研究,教學工作就上不去,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人才就是一句空話”。為了響應當時黨中央“知識分子向科技進軍”的號召,他積極鼓勵教師學生組建研究室、科學小組,從1954年開始就每年舉辦一次大型科學討論會,鼓勵“百家爭鳴”、科學探討。而且,本著把學生“教成猴子,而不是綿羊”的育人理念,于1956年組建了77個學生科學小組,鼓勵學生大膽質疑、探求真理。他十分注重學風建設,認為學風問題要思想先行,做到“有破有立”,既要抓教育,也要立規矩,同時還要營造好環境,落到行動實踐上,“有個好的學風,邪氣就不會抬頭了”。他反對照抄照搬,反對學術上的嘩眾取寵。“大躍進”時,有幾個青年教師一個月折騰出70萬字的科研論文成果,他很不以為然,認為那不過是“漿糊糊起來的”,有害無益。他不僅對別人這么要求,更是以身作則,不唯上、不唯書、不迷古、不媚俗、不崇外,樹立了嚴謹治學、勇于探索、敢于創新的為學標桿。其子陳振新回憶說:“望老”的治學之嚴謹甚至到了“刻板”的程度,有時為了處理一個辭格、搜索一個例證,可以整夜不睡;為了引用一個材料,不惜把整套叢書買下來。據說,為了寫作《修辭學發凡》,引用的書多達250部,參閱的論文170多篇。也正因為此,《修辭學發凡》已成為我國修辭學難以超越的經典,直到現在,復旦大學仍然每年重印3000冊,成為復旦大學文科生的必學教材。

  陳望道為人低調、對人誠懇、心系群眾。年輕時,陳望道性格剛烈,但是經過革命洗禮后的陳望道變得沉穩、內斂、親民,是復旦大學師生心目中和藹可親的“望老”。其子陳振新告訴我,陳望道經常告誡他“做人要低調”,要學會與人友好相處、合作共事。至今,復旦大學師生中仍然流傳著關于“望老”的各種故事:人們經常看到“望老”在校園里散步,問他為什么,他說“我是校長,在學校里多走走,可以讓大家認識我,有什么事情就可以及時向我反映,我也可以了解更多的情況”;看到賈植芳教授經濟拮據、生活困難,考慮到知識分子的面子觀,他就非常藝術地請賈教授“幫忙花錢”;看到校園環境綠化不好,他就自己掏錢進行設計搞綠化;學校修校門資金不夠,他自己出了一半(一萬元)錢來修,并說“一個革命者一旦人格金錢化了,那就墮落到舊路上去了”。

  他就是這樣,以實際行動踐行著馬克思主義的人民觀、群眾立場,把黨的事業、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直到重病住院的生命最后時刻,抱定“活著一天,就要為黨工作一天”信念的他,躺在病榻上還完成了所著《文法簡論》的定稿工作;問他對組織有什么要求時,他心里想著的只有復旦大學的發展、教職工生活待遇和生活環境的改善:希望早點把復旦大學納入上海市區,希望改善復旦大學教職工和學生的住宿條件及交通、商業環境,希望提高學生的伙食標準……

  陳望道的一生雖歷經波折、留下“遺憾”,但他的初心、他的信仰始終沒變,而且,他早就萌生了回歸黨組織懷抱的愿望。上世紀50年代,當陳望道表達了重新回到黨內的愿望時,毛澤東主席特批“陳望道什么時候想回到黨內,就什么時候回來,不必寫自傳,不必討論,可以不公開身份”。1957年6月,陳望道終于回到黨的懷抱。只是,為了黨的工作需要,未公開身份,直到1973年黨的“十大”才公開身份。

  今天,我們緬懷陳望道,為的是進一步感知信仰的味道、真理的力量,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接過先輩的接力棒,使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行得更遠、走得更穩。讓我們以中國共產黨的強大正能量,匯聚一切創造智慧和力量,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斗,努力把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向新的高度。

  (作者:陶誠華 市政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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